《环球时报》公众号“补壹刀”发表《苦难和屈辱中，他如何看到一个“可爱的中国”？》，提到方志敏《可爱的中国》回忆他在上海法国公园见到有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园”几个字时发挥说：
【这块牌子，不但成为方志敏，也成为压在所有中国人精神上一块必须打碎的巨石。鲁迅说：“哀我华人与犬为伍。园之四周皆铁栅，环而窥者甚多，无甚一平者，奈何竟血冷至此。”郭沫若说，“印度人都可以进出自由，只有我们华人是狗！”，“其实狗倒可以进去，人是不行，人要变狗的时候便可以进去了”。】
其中引用鲁迅的话并不是鲁迅说的，而是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在1903年9月11日的日记里说的：
“上午乘车至高昌庙，晤封燮臣，同至十六浦。途中经公园，地甚敞，青葱满目。白人游息其中者无不有自得之意，惟中国人不得入。门悬金字牌一，大书‘犬与华人不准入’七字，哀我华人与犬为伍。园之四周皆铁栅，环而窥者甚多，无甚一不平者。奈何竟血冷至此！”
在我指出这个错误后，“补壹刀”很快将文中“鲁迅”改成“周作人”。如果作者事先知道这段话是后来成为汉奸的周作人说的，想必不会引用，至少不会将其放在郭沫若之前。
不仅方志敏、周作人、郭沫若，连孙中山都提到这块牌子，把它作为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受歧视的铁证。曾经有人怀疑这事是编造出来的，但有那么多名人都说自己亲眼所见，虽然具体措辞略有差别，无必要怀疑他们集体作伪证，尤其是周作人是在本没打算公开的日记里记载当天经历，更没作伪的动机。
外国人能在上海的公园立这块牌子，是因为那里属于外国人统治的租界。在租界里华人本来就是二等居民，受歧视、受欺压的地方多了，不能进某个公园游玩，反而是件比较小的事。这块牌子之所以让当时那么多名人愤慨，恐怕不只是因为华人不被允许入内——如果牌子只是写“华人不得入内”，未必会引起那么大的不满——而是因为华人被与狗并列，所以周作人说“哀我华人与犬为伍”，郭沫若说“只有我们华人是狗”，都是因此而发。
中国文化把狗视为邪恶动物，有无数贬义词与狗有关，将华人与狗并列，自然就视为是对华人的莫大侮辱。但西方并没有这种恨狗文化传统。在西方人心目中，狗是友好、忠诚的动物，很少用狗来侮辱人。例如美国有些场所写着“小孩或狗不得入内”，有人会觉得是歧视小孩，但不觉得是用与狗并列来侮辱小孩。可见，“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固然是歧视华人，却未必是故意用狗来侮辱华人。当然，在一个恨狗的地方这么写，即使不是有意侮辱，也是不了解或没有考虑到当地人的感受的不近人情。
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冲突。在国门初开，中西刚开始以一种畸形的方式接触时，这样的冲突是难免的。即使在现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了，或有形或无形的墙仍然在阻碍着中国人了解世界，墙内仍然有很多人习惯于用中国式思维理解外国事务特别是美国事务，抬头看到的只是井口大的天，甚至翻墙出去了，也还要背着井到处跑。
2019.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