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方舟子
前几天我写了一篇《潘建伟院士又获“国际大奖”了》，想起与潘建伟齐名的中国明星科学家施一公也有收集这种没几个人知道的“国际大奖”的癖好，在我的公众号上重发了我写于2009年1月4日的旧文《施一公的“极高荣誉”》。于是乎惹恼了施一公的朋友饶毅，在其公众号上发了篇文章《为什么方舟子不能准确评论施一公的成就》声讨我，大意是说我只在博士后就离开科学研究，没有当过教授，因此没有能力和资格评价施一公的成就。饶毅嘲笑我说：
“在科学的山下，看得见山下的问题，看不见山上的高低。
直白地讲：评价科学成就的高度非方舟子力所能及。
这二十年左右，方舟子在科学的山下，做了保持科学之山清洁的重要和宝贵的作用。但施一公超过二十年奔向科学的高峰。在科学上，方舟子看不清山上的差别，就如小学同班同学失去进一步教育的机遇后无法胜任博士研究生的评价是一样的。
小学教育程度的人也就不会被请来评选优秀博士论文。”
看了饶毅这篇文章，倒让人怀疑他是否有能力读懂一篇浅显短文，莫非其阅读理解能力连小学教育程度都不到？我那篇文章有哪一个字评价过施一公的科学成就？我不过是在嘲笑央视新闻联播把施一公获得生物学界多如牛毛的奖项之一“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吹嘘成“生物学界极高荣誉”。既然饶毅也说那只是个“小奖”，对此的看法与我完全一致，他怎么咽不下这口气呢？
饶毅指责我“专挑尽可能小的奖项来批评，而不提施一公获得过其他奖项，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瑞典国王颁发的国际结晶学界的Gregori Aminoff奖。”然而施一公获得阿米诺夫奖是在2014年，而我是在2009年写的文章，批评的是央视2009年的报道，连央视都没法穿越到2014年预先吹捧施一公获得这个据说比“极高荣誉”还高的荣誉，我当然更不能。这个“极极高荣誉”究竟有多高呢？饶毅说是“国际结晶学界”的最高荣誉。结晶学是一个很小的领域，类似这样的科学领域至少有几百个，每个都发最高荣誉，那得有几百个“最高荣誉”，比“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又高到哪去？饶毅说那是瑞典国王颁发的，所以就了不得了。当年陈章良获得的“侯赛因奖”还是联合国颁发的呢，按饶毅的逻辑，岂不比阿米诺夫奖更了不得？饶毅当年为什么又说陈章良是“老中青三代学术骗子”的青年代表呢？
饶毅说央视吹捧施一公，“错误在于记者。方舟子可以因此批评记者，而不能批评被报道人。”然而，如果不是施一公或其代理人提供信息，央视记者哪知道什么“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假如错误是记者造成的，怎么从来没有见过施一公澄清过？对媒体的吹捧坦然受之，被人揭了底就归咎于记者，迁怒于揭露者，这是学术骗子及其帮凶、帮闲的惯用伎俩，二十年来我见得太多也驳斥得太多了，饶毅到现在还把这当成理由来反驳我，这是哪门子的水平和能力？
这并不是饶毅第一次斥责我没有批评的资格和能力。这几年来，只要我批了施一公、潘建伟或其他与饶毅在同一个圈子的“明星科学家”，饶毅总忍不住要斥责我没有批评的资格和能力，甚至把我的批评比做崔永元批转基因。
但是，我对这些明星科学家的批评，基本不涉及专业评价问题，涉及的是事实和逻辑，与资格和能力无关。我在2008年举报施一公谎称全职回国申请国家杰出青年资金，需要什么资格和能力？（参见方舟子《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举报施一公涉嫌造假》）我批评施一公在美国当教授时反对中国搞经费几千万元的“生物大科学”，回国后却自己拿上亿元经费，需要什么资格和能力？我批评施一公一方面和饶毅一起在美国《科学》杂志发文抨击中国科研经费发放靠长官意志，一方面自己通过私人关系找科技长官要了三亿元科研经费，需要什么资格和能力？我批评施一公迷信人体特异功能，需要什么资格和能力？（《评施一公院士迷信人体特异功能》）我批评施一公迷信中医，批评施一公做大师状要用“量子纠缠”指导生物学研究，需要什么资格和能力？（《评施一公“大师”忽悠“生命科学”》）我嘲笑施一公宣称在五年内让西湖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招了一个“佛学大师”当讲席教授，需要什么资格和能力？（《施一公是骗子的严密证明》《施一公还是不是骗子？》《施一公赶超世界名校的秘密武器》）我揭露潘建伟独吞自己并非负责人或主要完成人的论文，需要什么资格和能力？（《潘建伟的论文入选《自然》杂志物理学百年经典了吗？》）我揭露潘建伟剽窃美国物理学家的科学幻想说成是其本人已经实现的技术，需要什么资格和能力？（《潘建伟是骗子的严密证明》）我批评潘建伟在央视胡吹墨子的发现启发了量子通信，需要什么资格和能力？（《墨子的发现启发了量子通信了吗？》）我嘲笑潘建伟的“量子之父”称号，需要什么资格和能力？（《潘建伟不是“量子之父”，而是“放量子卫星之父”》）我指出潘建伟得的两个“国际大奖”就是饶毅说的那种“小奖”，需要什么资格和能力？（《潘建伟院士又获“国际大奖”了》）
套用饶毅的比喻，我虽然人在山下，但是当饶毅在山上的朋友们吹嘘他们已经满世界飞行时，我也能清楚地看到并指出他们仍然在地面上，又何必跑到山上去才能看个明白？
当然，我揭露学术造假，有时的确要用到专业的知识，这时就需要资格和能力。例如15年前我揭露过饶毅的朋友贺福初院士的成名成果是把国外已发现的蛋白质换个名字当成自己的成果，就需要非常专业的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知识，而我有这方面的资格和能力。不久前饶毅写了篇文章吹捧贺福初早期做了很重要的研究时，我提醒他那项研究是假的，他却同样认为我没有资格和能力评价贺福初。我建议他先去看看我早年揭露贺福初的文章，饶毅却表示他没有兴趣看。也许在他看来，他的资格和能力已经高超到不用看别人的揭露文章，也知道是错的。
饶毅和施一公、潘建伟一样很喜欢发明学术规则，这不，他又发明了一条：一个人即使获得了博士学位、完成了博士后训练，也还只是小学生，没有评价别人的科学成就的资格和能力，要像饶毅一样当上了教授，才有资格和能力。看到饶毅这条高论，我非常同情饶毅手下的博士生、博士后，在饶毅评点科学人物时——这是饶毅一贯喜欢干的——他们是只有洗耳恭听的份的，绝对不敢表示任何不同意见，没有资格和能力嘛。饶毅觉得自己当了神经科学的教授，就相当于成了生物学所有领域的专家，不仅有资格有能力评价施一公做的结构生物学研究，而且有资格有能力评价生物学所有领域的成就：他曾经几次预测过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罗列了生物学各个领域他认为值得获奖的成果，名单极长，没有自以为对生物学所有领域了如指掌的自信，谁有这样的胆量？这么说还小瞧了饶毅了，他显然认为自己当上了神经科学的教授，就成了科学所有领域的专家，比如他自认为很了解潘建伟的工作，虽然我很怀疑他是不是学过量子力学的入门课。他甚至曾经当着他的朋友田刚的面当众吹捧田刚是“我们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数学家之一”，显然也自认为有资格有能力评价数学成就了（参见方舟子《谁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数学家？》）。没当教授，就没有评价资格和能力，当上教授，就什么评价资格和能力全有了，难道教授聘书是个评价执照？
饶毅不过是一名神经科学的教授，对神经科学领域的了解当然比一般人强，但是出了神经科学领域，就未必有超过一般人的资格和能力。他对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领域的了解，就不如我。例如在我批评韩春雨做分子生物学实验不戴手套时，饶毅曾经为韩春雨狡辩，说他自己做分子生物学实验就从不戴手套，摆拍了一张不戴手套做实验的照片以示对韩春雨的支持，还说美国名牌大学的学生做分子生物学实验都不戴手套。他显然不懂为什么做分子生物学实验必须要戴手套。
饶毅对自己能当上教授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认为从此才有了评价科学成就的资格和能力，然而事实一再表明，他经常在评价别人的科学成就时看走了眼，还不如二十年不做科研的我。例如饶毅及其主编的《知识分子》曾经大肆吹捧过河北科技大学的韩春雨，为韩春雨骗取巨额经费和众多荣誉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在我和其他人开始质疑、揭露韩春雨时，很长时间饶毅公开、私下都表示过不屑，认为我没有资格和能力评价韩春雨的科学成就，还邀请我去北大生命科学院和他公开辩论韩春雨事件，在我答应下来并安排了日程之后，他又变卦了，因为那时候韩春雨造假已铁证如山了。这时候饶毅及其主编的《知识分子》摇身一变又成了揭露韩春雨的英雄，《知识分子》还因此得了一个“代表媒体界极高荣誉”的年度奖。又如，饶毅曾经称赞全世界唯一一个研究“先父遗传”这一伪科学的河南科技学院刘用生是“中国罕见的有学术精神的学者”，表明他甚至连识别生物学领域的伪科学的能力都没有（参见方舟子《荒谬的“先父遗传”》）。相反地，饶毅却在讲课时一再贬低达尔文的科学成就，甚至嘲笑达尔文没能发现遗传规律是因为智商太低，其实是因为饶毅自己没有看懂达尔文做杂交实验的目的（参见方舟子《达尔文为什么没能发现遗传规律》）。
饶毅为什么会堕落到以当学术骗子的帮闲为荣呢？我想原因有二。第一个原因是由于圈子利益。如果我批评、揭露的是饶毅圈子之外的人，他就认为我有资格和能力，而一旦批评、揭露到饶毅圈子之内的人，我马上就丧失了资格和能力。这个圈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当年学生物的中国留学生中较早当上美国大学教授因此不可一世的“吴瑞学会”圈，一个是现在在中国一起要经费、办大学、上讲坛、互相吹捧的明星科学家圈。不幸的是，这两个圈子的人经常被我批到，每次被批，饶毅就认为我没了资格和能力。第二个原因是饶毅识别和思辨能力都不高，在知人论世时没有体现出作为一个科学家该有的严密思维。也因此，饶毅在反击别人的批评时不会就事论事，更不会有根有据有逻辑有条理地做具体反驳，只会要来跟人摆资格。饶毅嘲笑我只有“美国高中生、中国大一学生的辩论水平”，却不知他连这种辩论水平都没有，因为他欠缺的，正是基本的逻辑思维训练。他应该放下教授的架子，多去跟学生辩论辩论。
2019.4.11.
